时光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已经成立60年了，虽然我无法感受这60年来的风风雨雨，但象我一样同地质队一起成长的的地质“二代”也一点一滴的感受到这些年来的变化，见证了本单位从萧条走向繁荣，从山野走向城市，从贫穷走向逐步富裕的巨大变化。

油毛毡房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搬家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跟随着在地质队工作的父母到处迁移。家，就像游牧的蒙古人驮在马背上的蒙古包，今天从这个分队搬到那个分队，没住多久又从这个分队里搬了回来，只记得每次搬家时父亲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紧紧的牵我们家那条叫“猎虎”的看门狗。直到七十年代初，我们家终于从“大铜矿”（一个在山沟里的地质分队）搬进了一个叫鹿厂的小镇。从解放牌汽车上丢下全家的家当（几口大木箱装着几套破旧的被褥），父亲就急匆匆到分队去了，几个姐姐在忙着整理散落一地的锅碗瓢盆，我牵着“猎虎”在一排破旧的平房前找寻着哪一间会是我的家呢？不一会，父亲从分队回来了，满脸笑容，指着最边的一间大约三十多平米的土坯房说，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原来我们家姊妹多，一间房怎样隔也住不下，为了不影响左右邻居，父亲特意跑到分队找领导要了一间最靠边的好靠墙头自己动手搭几间油毛毡房。请来几个同乡帮忙，经过一天努力，终于搭建成了两间十多平米的油毛毡房，一家八口总算安顿下来。晚上睡在用木板铺的床上，抬头能看见过透过瓦片的月光，外面大风一吹，屋内就落满了尘土。为了御寒、防尘，父亲托人从分队找来些旧报纸，母亲用米汤把几面透风的墙用报纸糊了几层，蚊帐上也用报纸铺盖上。这就是我记忆中安顿后的第一个家。冬天寒风一吹，冷得像冰窑，夏天太阳一晒，热得像蒸笼，最不能忍受的是下雨天了，记得有一个夜晚，半夜被一个炸雷震醒，屋外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大风将屋顶的油毛毡房掀走一大片，雨水夹杂着泥沙顺着缺口飘落进来，全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风雨吓得不知所措，雨水打湿了我们的被子，冲毁了围墙，父亲急忙冲出屋外找来梯子上房补漏，我和小弟无助的蜷缩着在风雨中冻得嗖嗖发抖。

砖瓦平房

1983年，地钻分家（地质和钻探）父亲被分到了六O三队，我们也结束住了十年的油毛毡房，搬进了驻扎在会理白塔山下的一排自建的砖瓦平房，三十多个平米，虽说不算宽畅，但也是二室一厅，四壁光洁、明亮，最主要的是这个家再也不用担心房顶被大风掀走、雨水漏进室内了。巧的是刚搬进去的第一天夜晚，也是风雨交加，躺在床上，听着室外的狂风呼啸，雨水顺着房檐往下哗哗的淌着，看着干爽明亮室内，心里那个幸福呀，真是没法说。

住房、生活环境虽有改观，但屋内没有卫生间，洗澡和上厕所的问题还是困扰着我们。洗澡要自己拿着个大水桶，到单位的锅炉房提水到集体浴室去洗（每天有固定的开放时间下午5：30至7:30），每次提水都费尽气力，很是不方便，有时干脆就不洗了，最难的是到二百米外的地方去上公厕，距离远都不说了，主要是还要下几十梯坎，一到早上更是人满为患，半天占不到位子，夜晚如闹肚子,恐怕等跑不到厕所就“泻闸”了，不便之处可想而知。日子虽然清苦，但一家人能聚集在一起，有个遮风避雨的家，还是其乐融融，父亲还买了一个17寸的黑白电视机，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星期天还可以骑上自行车逛一下会理县城。每个月还可以在家门口的灯光球场上看几场露天电影。每家门前屋后的荒地早就开垦出一片片的地来，种上了菜、栽上了果树，养上了鸡、鸭，过着半工半农的生活。

钢混楼房

八十年代过末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单位响应国家地勘单位“三化”改革的号召，大队部从四川会理白塔山搬迁到云南昆明市，单位也从原来的四川冶金地质603队改名为“西南冶金地质勘查局昆明地质调查所”，2002年又划归中国冶金地质总局，领导高瞻远瞩，在驻地自建的家属区，我们也住上了钢筋混凝土的楼房，虽然只有五十平方米，但干净、明亮，自来水、卫生间样样俱全，买菜、购物都十分方便，家属院内职工家属们时刻发出的笑声在幸福的生活中回荡。单位也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跨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行业从单一的地质找矿延伸到了工程勘察、工业企业。

进入21世纪，单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单位的产值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几百万元，迅速增加至产值几千万。职工福利、职工工资亦从原来的万余元增加到  万余元，而且每年还在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在单位强大的经济动力推动下，职工位宅也在不断的改善，2003年我花十多万元购买了一套八十多平米的小区房子，二室二厅，宽敞明亮，家里，电脑、冰箱、洗衣机、液晶电视等家用电器样样齐全，望着窗明几净，耳目一新的家，真是如梦如幻。

从山野走向城市，从油毛毡房到花园小区，是几代冶金地质人一步步走向新生活的历史见证，更是一幅冶金地勘事业发展的时代浓缩图。